近日，《2018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国际影响力50强”并指出，“50强院校体现了高职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意识和行动，也引导高职院校更多关注国际交流与合作”。笔者认为，新时期高职院校应该深刻把握国际化在我国高职教育发展中的地位与功能，在办学治校和人才培养过程中要着重处理好“三对关系”，大力提升国际化水平。

统筹好“跑步走”与“齐步走”，既要有国家队又要确保不掉队

高职教育国际化进程快慢不一，存在的主要差异并不在于国际化项目的有无，而在于其发展中的诸多不平衡：一是院校间发展不平衡。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和优质高职院校的国际化水平明显优于一般普通高职院校。从近两年“国际影响力50强”入围院校来看，此类院校以压倒性优势成为榜单中的绝大多数。二是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较为成功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较早、地理位置占优的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省份。2017年“国际影响力50强”榜单中，东部地区院校34所，其中江苏、浙江两省达到24所；中部地区5所；西部地区10所。中西部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中部发展速度又落后于西部，成为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塌陷地区”。

推进高职教育国际化，要正确处理好“跑步走”与“齐步走”的关系。“跑步走”是指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和院校要充分发挥示范领军作用，率先形成可供借鉴的路子和经验，从而带动其他高校的国际化进程。“齐步走”是指要兼顾整体，“一个都不少”，所有高职院校都能在国际化上有所作为，努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等职业人才。因此，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地方政府还是高职院校本身，都要强化顶层设计，系统谋划与探索具有校本特色的国际化发展路子。国家层面在教育国际化顶层设计中，应更多地面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地方政府要审时度势，中西部地区要学习借鉴东部地区先进经验，根据区域资源与创新优势将高职教育国际化纳入地方战略全局，制订具有区域特色的高职教育国际化行动计划，促进区域内高职教育国际化进程；就高职院校本身而言，除了要对高职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深刻认识外，还要及时将认识外化为国际化的管理实践，立足区域特色和学校实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教育国际化发展路线图。

统筹好“体量”与“质量”，既要形成规模效应又要办好办特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数量已经达到1388所，在院校数量上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半壁江山。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在某些方面的体量上已可与普通高等教育比肩，例如中外合作项目数量，2014年为438项，2017年达到960项，三年翻了一番，占高等教育总数的41.8%；再如留学生数，2014年为2799人，2017年达到11500人，三年增加了三倍多，增速惊人。然而，教育国际化体量之大并不意味着质量就高。师生交流规模的壮大以及合作办学项目增长等确实为高职教育的国际化进展起到了带动作用，但也要正视的是，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发展质量整体偏低。从各个学校的质量年报数据看，在体现学校办学实力和教育国际化含金量的指标上，例如专任教师赴境外指导和开展培训、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实习、开发国（境）外认可的专业标准等，大多数学校仍是空白。高职院校在这些方面的活跃程度不仅能体现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程度，同时也能反映出院校在领域内的实力和水平。但这些能体现国际化质量的关键方面，恰恰是目前高职教育国际化中的短板，这也导致高职院校在各种国际技术标准制定中话语权的缺失。

外延式的扩张只是带来了数量上和规模上的取胜，在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基础上，提高质量成为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必由之路。因此，高职教育国际化在追求规模效应的同时，更要注重质量的提升。国际化基础较好的名优学校要提高门槛，选择声誉好、实力强、办学类型相似、学科相近的国外院校开展深层次的交流合作，加强与拔尖跨国企业、特色行业合作，增加学生海外学习、实习的机会，同时利用前沿技术标准改造专业标准、锻炼师资，进而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基础薄弱的院校要在交流合作中立足比较优势，找准切入点，扎扎实实推进国际化，不赶时髦，不搞“花架子”，不是刷存在感，而是靠高质量、高水平的国际化发展，让师生有更多获得感。教育主管部门也要制定多种优惠政策，鼓励高职院校加快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智力资源和高端人才，形成“办得大不如办得好办得特”的价值观。

统筹好“取经”与“传经”，既要学好先进经验又要发出“中国声音”

国际化是一种双向的交流活动，也就是说国际化是一个“取经”和“传经”的双向过程。就高职教育国际化而言，也应该是双向并重的发展过程。高职院校不仅要立足本土，借鉴、吸收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与经验，更要积极走出国门，把中国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我国职业教育在“取经”上做足了功课，积极借鉴德国的双元制、澳大利亚的TAFE模式、美国的社区学院教育，收获了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科学的发展路径。然而，重“取经”轻“传经”导致高职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存在明显逆差，派出国内教师考察、进修的多，接受国外教师来访、进修的少；参加国际会议的多，主办或承办国际会议的少；邀请国外专家讲学的多，国内专家受邀出去讲学的少；国际化课程引进的多，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优质课程输出的少。

显然，只有引进没有输出的国际化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高职院校应一改以往单向“取经”的境况，走“取经”与“传经”并重之路，不断提高国际化的外向度，积极融入“一带一路”，通过产教协同与中国企业和产品一道“走出去”，探索“鲁班工坊”等创技术技能服务合作新模式，面向世界输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中国方案”“中国标准”。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一批高职院校在“传经”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正如《2018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写的，随着中国桥、中国路、中国港等先进技术逐步走向世界舞台，高职教育在专业和技术上的优势成为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的亮点，彰显了我国高职教育的认可度与美誉度。

【作者：杨剑静系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学术部主任。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利益相关者视域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研究（18YJC880103）”阶段性研究成果】